[61]就中国的司法实践看，在2003年王泽隆请求合江县民政局发放抚恤金案中，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原告王泽隆本身属于法定的优抚对象，他没有取得《革命伤残人员证》不是因为原告自身不符合条件，而是因为四川省合江县民政局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原告没有取得《革命伤残人员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19]应松年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2011年）第二十八条说明部分。

早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出应采取法院级别与被诉行政机关级别基本对应的原则来确定其级别管辖{37}。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对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因被告改变被诉行政行为而提出新的诉讼请求。4．扩大行政诉讼参加人的范围。

在行政诉讼领域，法院对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停留于合法性审查的层面，难以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原因是：第一，公正是诉讼追求的最高价值，这与同样作为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复议不同，复议虽然也追求效率与公正并重，但更加注重效率，故应在总则条文中有所反映，也便于统领其他具体条文。总之，大多数国家对于教育纠纷的裁决和处理，一般是按先民间、后行政、再司法的程序办理

从存在样态上看，宪法惯例通常表现为一些既定的习惯和传统，有时候亦以会议决议、纪要、纲领性文件等非法律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于推进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特殊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立法法》则结合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对该宪法惯例进行了发展性地转化，进而确立起了我国现行立法制度框架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三度审议付诸表决的成文法规则。第四，旧的宪法惯例因情势变迁而被一些新的宪法惯例所取代。

因为，人类创新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当一种制度在某一方面能够很好地运行时，人们便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这种制度。[17] 所谓的宪法的泛政治化，就是指宪法在制度建构上凸显出来的政治工具化、制度化倾向，时常表现为种种形态各异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

[17] 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其规范性的特征就集中地体现为：它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或行为倾向，使人们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则或原则所预设，所表达的行为模式，进而达到它的价值目标。改革总免不了在试错中进行。此时，宪法惯例一般都要被废止或停止适用。

宪法惯例根植于特定的语境、国情和体制土壤之中，建立在各国既定的政治生态、法律机制和社会条件之上。而宪法惯例赖以存续的任何一项条件发生变化，宪法惯例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见，宪法惯例在某种条件下也有利于保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有利于推进相应的宪制变革。[9] 政治惯例要变成宪法惯例，其必要的途径就是赋予其宪法效力而使之成为宪法规范。

[19]吴邦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01月26日11:30，新华社北京2011年1月26日电。[21] 例如，地方立法权的设定及其运行如何依宪进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诸如此类的事项调整在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文本中都还尚付阙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惯例对于当下中国的宪政建设和未来的制度发展仍然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国王统而不治、君不能为非等宪法惯例在英国从16、17世纪开始形成以后一直沿袭至今。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传统研究大多囿于对宪法惯例内容的列举，偏重于描述宪法惯例的静态意义，强调其作为不成文宪法的表现形式。这些制度性保障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宪法惯例的异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宪法惯例的法律规范性和政治谦抑性等内在的品质在各国的宪法实践中得以彰显。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必要的制度性措施是确保宪法惯例合宪性的关键。[22]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按照该修正案的规定，非特殊情况，任何人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

按照马歇尔大法官的逻辑：某些问题属于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有关而与单独的个人无关。[2] 然而，宪法惯例之所以称为宪法惯例，还在于其具有惯例属性的相关规则应当具有内在的合宪性。

例如，各国都在致力于完善与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相契合的宪法责任制度，都在致力于建立健全保障宪法良性运行的宪法监督和实施机制，都在致力于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机制，等等。[7] 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使得宪法惯例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宪法惯例的生成机理和演变规律，准确地理解宪法惯例的法律规范性和政治谦抑性，从本质上透视宪法惯例现象。

作为一种默示的宪法规则，宪法惯例应当与一国的宪法精神、制宪宗旨和宪法原则相契合，同时亦应具有确定的规范性和拘束力。[13]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因为，现代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社会，是一个宽容程度较高的多值逻辑的社会。[8] 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如期形成。[6]【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1947年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相对而言，人们较少论及宪法惯例的存在样态及其规范特征，对其生成机理、演变规律研究甚少，对宪法惯例所固有的法律功能和社会作用挖掘不够，以至于导致相关认识对于现阶段各国宪政实践中凸显的类型迥异的宪法惯例缺少足够的解释力。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富兰克林·D·罗斯福迫于形势又打破了这个宪法惯例。[10] 质言之，宪法惯例是围绕宪法精神、制宪宗旨和宪法原则而形成的。

[11]【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我们也看到，宪法规范系统自身所存在的非司法适用性，以及某些泛政治化倾向同样凸显在我国现阶段既存的某些宪法惯例当中。宪法惯例无疑在很多时候和在很多场域彰显其作为默示的宪法规则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和现实适应性。经验表明，朴素而谦抑的宪法惯例在很多情况下可能都要比成文的宪法条款管用得多。

专家们虽然不属于《监督法》规定的执法检查组的人员，但他们可以协助执法检查组查找问题，从专业角度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宪法作为一种地道的政治衍生物，是伴随着政治斗争而生长，同时又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运动形态而存续和发展。

[14]张义清：《变革社会中的宪政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后立法时代，我们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其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当中既有一些现行法律需要修改的问题，也有部分配套法规急需制定的问题，还有个别法律尚未出台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各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积累经验。

故此类问题应当由行政首脑负责处理，行政首脑的决定即为最终的决定。三、宪法惯例的中国语境及其制度性保障宪法是我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惯例则是我国宪法的重要渊源。

(责任编辑：江玲)